從訊息量少的原則說起

十九世紀的哲學家 John Stuart Mill 是著名的自由主義者 (liberalist) ,他主張政府在某情況下可以限制人們的自由,至於是哪種情況,他有段話十分清楚地表明他的想法
“[T]he only purpose for which power can be rightfully exercised over any member of a civilized community, against his will, is to prevent harm to others. His own good, either physical or moral, is not a sufficient warrant.” (Mill. 2009. On Liberty. The Floating Press. p. 18.)
Mill 認為,只要能夠防止人民傷害其他人,政府便有權力干涉、限制人民的自由。這個極其簡單的想法,便是政治哲學一般所講的「傷害原則」 (Harm Principle)。我相信絕大多數人初次見到這條原則,都會不自覺地同意 Mill 。我想講的是,單就那個陳述來看,它其實與之前提過的奧坎剃刀十分相似:它們看起來都很有道理,但當中的關鍵概念仍留有詮釋空間。

傷害原則最關鍵概念的是「傷害」,但怎樣才算是「傷害他人」?如果是「導致他人不悅」,這原則明顯是不恰當的,因為很多人在臉書貼自拍照都會令我 (極度) 不悅,但政府可不能因此就禁止在臉書貼自拍照。如果是「導致他人有利益上的損失」,仍是會過分寬鬆,因為我買了飛利浦的桌燈,甚至介紹朋友一起用飛利浦的產品,即使因果上導致另一家電器公司結業,老闆破產,政府亦不應因而干涉我買桌燈的自由。如果是「損害他人的人身安全」,又會過窄,使得政府無法阻止錢財方面的詐騙犯,以及將受害人照顧得很好的禁室培慾犯人。

道德哲學也有類似的原則,但談的不是政府的公權力,而是道德上的對錯,例如「我們不該傷害他人」、「我們不該製造不必要的痛苦」。這類原則甚少有人會一看到就覺得錯,但怎樣才算是「傷害他人」,怎樣才算是「不必要的痛苦」,其實在進一步釐清之前都是模糊的。同樣道理,奧坎剃刀禁止假設不必要的東西,不過對於哪些東西是「不必要的」,一樣留有大量詮釋空間。

類似的原則還有不少, Donald Davidson 的「寬容原則」 (Principle of Charity) 若果當成日常溝通的規範性準則,大概也是一例。請參考鹽的回應寬容原則大意是要「我們應該盡量將對方看成理性的」,例如將對方的行為、說話詮釋成合理的。Davidson 的「寬容原則」在學界有相當多討論,他本人在多個不同場合提及寬容原則時,也用了不同 (且不等值) 的陳構,因此不能把寬容原則完全等於「我們應該盡量將對方看成理性的」,因為目前沒有公認唯一正確的陳構。其他寬容原則的陳構有:我們應該在詮釋他人的話時盡量假設他所相信的大抵與自己一樣 (Krikham, Theories of Truth, p. 229)、我們應該盡量將他人的話詮釋成真話 (Malpas, “Donald Davidson,” SEP, §3.3)。如果將之引介成日常溝通的準則,規範我們如何理解他人,絕少有人會覺得無道理。不過,這個「盡量」要多「盡」,其實也是個問題。假如一昧將所有話都詮釋成有合理的,顯然是濫用寬容原則;相反,假如盲目將每一句都詮釋成蠢話假話,又會明顯違反寬容原則。但甚麼時候要詮釋成合理的,甚麼時候要詮釋成愚蠢的,只觀察單薄的一句「應該盡量將對方看成理性的」可不會有結論。

我的觀點是,這些都是訊息量較少的原則。訊息量少可以有兩種方式,第一是涵蓋的範圍廣但較少具體內容,第二是有較具體內容但涵蓋的範圍窄。「不該傷害他人」是第一種,範圍廣,規限的對象是所有行為 (每個行為一旦傷害他人就違反此原則),但就如何才算是傷害他人的具體訊息則從缺。「不該用手指挖別人的鼻子」是第二種,十分具體,不過所談的範圍明顯窄得多,只侷限於用手指挖人的行為。傷害原則、奧坎剃刀、寬容原則──在進一步釐清之前──都是第一種,它們的內容較不具體,因此沒有蘊涵哪個個別做法符合原則、哪個不符合,例如傷害原則便沒有直接蘊涵香港政府強推國民教育算不算是「預防他人受傷害」 (加強愛國意識,滅少中港摩擦?)。

有些語句的訊息太少,確是不折不扣的廢話,比如「適當的人應該在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但傷害原則、奧坎剃刀和寬容原則顯然不屬此類,它們都有明確的指向性,為哪些是該做的行為提供初步的方向,並似乎帶有「洞見」,值得深入研究當中的關鍵概念。

訊息量應該要有多寡,得視脈絡而定。問你幾點上床、幾點入睡,如果是朋友間的寒暄問候,答個「十點半左右」便已足夠,但如果是嚴謹的睡眠實驗 (例如是針對上床時間、入睡時間和睡眠品質的實驗),這般回答所提供的訊息量就太過少了。朋友把酒談心,提到埃及的暴力鎮壓,讉責當局政府違反傷害原則,大可不必深究當中的「傷害」在各個具體情況有何意含。但假如埃及政府站出來,宣稱自己是基於傷害原則才實施鎮壓,他的「傷害」是甚麼意思,重要性就大得多了,我們也就不能漠然置之。

訊息量少本身不是禍害,不過,由於訊息量少的話看起來有道理,誤以為自己已經完全掌握它的意思,甚至藉此推導重要的結論,恐怕就有危險。因此,下次遇到有道理的話,不妨先想想自己究竟明白多少,再決定所處的脈絡適不適合援引有關的「道理」。


2 則留言:

  1. 對於Davidson的寬容原則,我跟你的理解有一重要的不同。你好像把其理解成一「應然」的原則,就是我們「應該」這樣做,就算footnote中的另外兩個詮釋也一樣。用這個說法,我們可以不這樣做,但我們應該這樣做才對。

    但我理解Davidson把這原則理解成溝通之為可能的必須條件,我們不能不這樣做,而且這樣做時我們也不用自覺在做。這只是在為一語言建立一套語意理論時,用以規限我們可以選擇哪些有「S is true iff p」這形式的句子可以作為最終理論的一部分。原理是當我們要同時決定某說話者的意思和信念,可以有無限多個組合,使得我們不能決定他某句說話的意思。但若我們用了這原則,作為溝通之為可能的必須條件,則我們會把那些會賦予說話者一些跟我們十分不同的信念的理論拿走,使得我們可以大體確定對方的信念,再去給對方的說話一個意思。

    按這個說法,這原則並不是一應然原則(或至少不是一般所說的應然原則),故跟你說的其他諸如傷害原則和奧坎剃刀等應然原則看來並不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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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鹽:

    我最早看到這條原則是在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當時我的理解跟你一樣,有一段話可以替你的理解佐證:

    “Charity is forced on us; -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if we want to understand others, we must count them right in most matters.” (Davidson, p.19)

    我同意在討論意義理論時, Davidson 將 principle of charity 視為溝通的必要條件,不能不遵守,亦因此使溝通者有足夠的 common ground, 排除 Quine 的 radical translation 。不過,就算是這個版本, “right in most matters” 是指哪些 matters ,依然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e.g. Swoyer, “Relativism,” SEP, §5.8)。

    我的寫法參考 Morri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201 ,Krikham, Theories of Truth, p. 229 , Malpas, “Donald Davidson,” SEP, §3.3 ,這種寫法目前好像相當流行,印象中在其他書也有類似的陳構。而目前,就我的印象,有不少學者將 principle of charity 引申到意義理論以外,變成為規範日常溝通該如何理解對方的原則 (抱歉還沒找來源),例如,當我們日常溝通有多於一個方式詮釋對方的話時,應該將它詮釋成最合理的那個。我有故意想避開意義理論的討論,直接講這種理解,所以戴了頂頭盔「如果將之引介成日常溝通的準則,規範我們如何理解他人」。不過「 Donald Davidson 的『寬容原則』 (Principle of Charity) 大概也是一例」依然講得像是我直接在批 Davidson 一樣,我會把那句修一修。

    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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