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ul Kripke] N&N 裡的後驗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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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l Kripke 的 Naming and Necessity (N&N) 內容問世後,學界湧現大量後續討論,其中一本是 Scott Soames 的 Beyond Rigidity 。這書的副標題是 “The Unfinished Semantic Agenda of Naming and Necessity” ,顯然是要延續 N&N 所的提倡理論,將 Kripke 的 “picture” 發展得更完整。

這書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章,因為 Soames 在這章指控 Kripke 有不一致的嫌疑:一方面, Kripke 用某個理由反對「長庚星是啟明星」不是必然,另一方面,相似的理由也可反對「長庚星是啟明星」不是先驗,偏偏 Kripke 卻主張「長庚星是啟明星」是後驗必然(必然但不是先驗)。

事實上長庚星等於啟明星,但有沒有可能長庚星不是啟明星? Kripke 說沒有可能。有些人持相反意見,認為有可能,他們認為在某些可能世界

1. 長庚星不是啟明星

Kripke 反對。他的理由是:這些人所想像的並不是長庚星不是啟明星的世界,而是

2. 「長庚星」和「啟明星」指不同行星

的世界。


兩者有何差異?注意 2 有引號,它說的是「長庚星」這個記號和「啟明星」這個記號被用來指不同行星,但 1 沒有引號,不是談記號,而是在談長庚星/啟明星本身。所以,那些人所設想的世界其實是「長庚星」和「啟明星」這兩個記號指不同行星的世界,但原先的問題不是這兩個記號有沒有可能指不同東西,而是長庚星和啟明星有沒有可能不是同一個東西。 2 成立不代表 1 成立,那些人仍未能說長庚星有可能不是啟明星。(情況好比一群人在研究連勝文有沒有可能未領過薪水,他們研究的斷不是「有沒有可能『連勝文』這三個字剛好指到一個未領過薪水的鬼東西」,而是「有沒有可能連勝文那個人未領過薪水」。)(見 N&N, pp. 102-103.)

Kripke 怎樣解釋「長庚星是啟明星」是後驗的?據他的說法,「長庚星是啟明星」是透過經驗發現才知道的,在發現長庚星是啟明星之前,我們處於某個知識狀態(擁有這些和那些證據),可是,在一些可能世界裡,我們雖然處於一樣的知識狀態(擁有在性質方面一模一樣的證據),但那個世界的「長庚星」和「啟明星」卻指到不同東西。換句話說,在做經驗調查之前,我們的證據沒有辦法排除「長庚星」和「啟明星」指不到同行星的可能性。他在 N&N (p. 104) 有幾段解釋至關重要:
[...] it’s true that given the evidence that someone has antecedent to his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he can be placed in a sense in exactly the same situation, that is a qualitatively identical epistemic situation, and call two heavenly bodies ‘Hesperus’ and ‘Phosphorus’, without their being identical.

[...] in a counterfactual world in which ‘Hesperus’ and ‘Phosphorus’ were not used in the way that we use them, as names of this planet, but as names of some other objects, one could have had qualitatively identical evidence and concluded that ‘Hesperus’ and ‘Phosphorus’ named two different objects.

[...] first, that we do not know a priori that Hesperus is Phosphorus, and are in no position to find out the answer except empirically. Second, this is so because we could have evidence qualitative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evidence we have and determine the reference of the two names by the positions of two planets in the sky, without the planets being the same.
問題是,在 Kripke 講的情況,我們的證據沒有辦法排除的是 2 ,不是 1 。 2 關於符號, 1 關於行星,我們要考慮的應該是 1 ,為甚麼已有的證據沒有辦法排除 2 會使 1 是後驗?正如 2 在某些可能世界成立不代表 1 不是必然, 2 在某些證據一樣的可能世界成立也不代表 1 不是先驗。

N&N 讀得夠仔細應該會發現 Kripke 說過,長庚星必然是啟明星,裡面的「必然」是用最嚴格的意思(necessary truths in the strictest possible sense, N&N, p. 125)。但既然在最嚴格的意思底下,沒有長庚星不是啟明星的可能世界,自然也就不需要用經驗證據排除長庚星不是啟明星的可能世界,然則「長庚星是啟明星」為何是後驗的?

後來有不少理論企圖將 Kripke 提出的後驗必然和先驗偶然講得更清楚,當中最重要的是二維語意論(two dimensional semantics)。其中, Robert Stalnaker 在 1978 的文章 “Assertion” 提議用來解釋「長庚星是啟明星」是後驗的方法,便是利用 2 成立的可能世界。不過,到 2006 年的 “Assertion Revisited” ,他已經放棄這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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