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th friends like him, who needs enemies?



既然提到 R. M. Hare 和日常語言學派,自然不能不提另一個與日常語言學派關係密切的人 ── Paul Grice 。

以今日的標準, Grice 的學歷並不高。他於 1933 和 1936 年分別在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的古典文學榮譽試(classical honour moderations)和人文學科試(literae humaniores)考取一級榮譽,接著先在羅塞爾學校當助教,再到牛津大學做助教和講師,一直到 1967 年才到柏克萊加州大學做教授,中途還有五年離開學校跑了去當兵。這種學術經歷在今日的香港,大概連提名副校長的資格也沒有。

論出版, Grice 的作品亦稱不上多。他在 1941 年發表第一篇文章 “Personal Identity” ,後來在 1956 年和他的學生 Peter Strawson 合寫 “In Defence of a Dogma” ,之後斷斷續續發表一些文章。他只有三本專書,而且三本都是在他死後才出版。與今日的學者相比, Grice 的發表量實不在多。

然而,若要論上世紀分析哲學的重要人物, Grice 肯定名列前茅。 1967 年, Grice 在哈佛大學的威廉詹姆斯講座(William James Lectures)發表 “Logic and conversation” ,提出暗示理論(theory of implicature),對語言學影響至鉅,更改變了分析哲學的研究方法。此外, Grice 認為可以用個人意圖(intention)來定義溝通行為所表達的意思,逐步推進,最後定義語言符號的意義。這種用「意圖」來定義語言意義的進路,現時在語言哲學一般稱為 “the Gricean approach” 。


不過, the Gricean approach 真的很複雜。 Grice 想由個人意圖定義符號的意義,所以提出了一連串的定義。他最早提出的定義有反例,於是他改定義,改完之後又有反例,於是他再改定義,再改完之後又再出現反例,這是他把心一橫,將那堆反例分類,再將定義改到極為精緻來處理反例,精緻到連提出反例的人也開始感到吃不消。當初設計反例的 Strawson ,在他與 David Wiggins 合寫的短文 “Herbert Paul Grice 1913-1988” 表示,那些反例雖然愈來愈複雜(complex),但 “Of course Grice was the last person to be daunted by complexities” 。沒錯,因為 Grice 最擅長將簡單的事情變複雜。

用「意圖」來解釋「意義」是 Grice 的其中一個標誌,另一個標誌當然就是他的「暗示理論」。這個理論除了養活許多博士生,更重要的是它對日常語言學派造成的傷害。當日常語言學派的 Strawson 主張我們用 “true” 這個字時會做了某些語言行為(speech act), Grice 說那只是暗示;當 Strawson 說日常語言的 “and” 與邏輯上的 “∧” 有分別, Grice 說那只是暗示;當 Strawson 說「現今法國國王是禿頭」語意上預設有現今法國國王, Grice 說那只是暗示。

你以為 Grice 是針對 Strawson ?不要誤會,他不是針對 Strawson ,他針對的幾乎是當時所有哲學家(的研究方法): Gilbert Ryle 講 “voluntary/involuntary” 、 Norman Malcolm 講 “know” 、 B. S. Benjamin 講 “remember” 、 Ludwig Wittgenstein 講 “seeing as” 、 J. L. Austin 講 “no modification without aberration” 等等等等,他全部都質疑,因為這些分析或多或少都牽涉到「暗示」。 Grice 的暗示理論面世,首當其衝的便是和他最親密的日常語言學派。真可謂:「有這樣的朋友,誰還需要敵人?」

有留意 Grice 的生平應該知道,他有二十多年是在日常語言學派的大本營──牛津大學──做助教和講師,因此也結交了許多日常語言學派的朋友。產量不多的 Grice 曾經寫過一篇 “Postwar Oxford Philosophy” ,原因不過是日常語言學派的大哥大 J. L. Austin 說:
All of us were local philosophical hacks, spending our weekdays wrestling with the philosophical inabilities of our pupils, and that we deserved to be able to spend our Saturday mornings in restorative nonphilosophical activities, which would nonetheless be both enjoyable and possibly even, in the long run, philosophically beneficial. (“Postwar Oxford Philosophy”, Grice’s words.)
所以 Grice 和其他牛津的同事組了一個 play group ,每個星期六早上一起從事 “nonphilosophical activities” ,其中一次的內容便成了那篇 “Postwar Oxford Philosophy” 。

Grice 似乎視 Austin 為一個特別值得敬重的前輩和朋友。 Austin 曾經講過 “Some like Witters [i.e. Wittgenstein], but Moore is my man” 。但 Grice 卻說,真正不可思議的是 Austin 竟然將 G. E. Moore 看得那麼高,因為他認為 Austin 比 Moore 厲害得多,如果 Moore 講的話出自別人的嘴巴, Austin 絕對有能力將他 “tearing to shreds” (「在哲學上將他打到體無膚」的意思,不是真的埋身肉搏)。

曾經有人問過 Grice ,日常語言的哲學進路對科學哲學有沒有貢獻。 Grice 覺得這個問題不易回答,所以反問對方「甚麼是日常語言的哲學進路?」,結果逼到對方說:「其實我一直希望你不要問這個問題,因為我也不知道答案。」接著 Grice 就開始分析甚麼是「日常語言」、甚麼是「日常用法」,繼而考慮 A objections 、 B objections 、 C objections ,再考慮各種回答,然後沒有提出明確的答案。

這個人好像就是沒有辦法將事情想得簡單一點。

1 則留言:

  1. 我蠻討厭這種思維的 但就是這樣的人 可以將原本以為非常堅固的磐石 又再一次擊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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