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無選擇 仍要負責

10/26/2013 03:54: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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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你被困在一個籠子裡,用盡各種方法亦無法脫身。再假設你目光所及,有人被綁在籠子前的火車軌上,只要你能靠近他,幫他解開一個扣,他便能立即逃離車軌。可惜無論你如何伸手,無論你使用甚麼工具,你都無法觸及那位被綁在車軌上的人。十分鐘後,火車駛過,你只能睜眼看著那位可憐人被火車壓得支離破碎。

問題來了:你需要對那個人的死亡負責任嗎?又,假如你是第三者,被困在籠中的是另一個人,你會認為被困的人要為沒有救死者而負責嗎?我想大多數人都會説不,因為被困的人即使想救也愛莫能助;救人既然超乎他的能力範圍,他便不該為此被責怪。這種回應反映我們似乎在直覺上同意這條原則:

PAP. 如果 S 要為 A 負責任,則 S 可以選擇不做 A 。

PAP 全名是 “The Principle of 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用更平白的方式表達,它的意思大致是說:如果沒有可能不這樣做(could not have done otherwise),行為者便不需要為此負責。以上述的例子來講,被困在籠子的人根本沒有救人這個選項。他沒有能力救人,因為無論他如何努力、用甚麼辦法,他都不可能幫車軌上的人脫身,因此,根據 PAP ,被困的人不需為沒有救人負責。換言之,被困的人不該被譴責見死不救。

PAP 是許多人都會接受的原則。正因為我們預設這條原則,「我沒有選擇」才會成為請求對方諒解的理由之一。譬如,因為後方擁擠的人群而踩到前面排隊的人,我們的反應往往是:「我也沒有辦法,是後面的人把我撞得失去平衡才會踩到你(要怪便怪他們吧)。」

但是, PAP 亦不是一條無可置疑的原則。 Harry Frankfurt 就曾提出反例以駁倒這條原則。他的例子因為太精妙,後來許多哲學家都稱之為 “Frankfurt-type Example”,或乾脆叫做 “Frankfurt Example”。以下便是其中一種例子(我的修改版):

假設有一位幾近全知全能的科學家悄悄地在維特的身體動了手腳,他可以監察並正確地預測維特將來的思想和言行,而且又可隨時控制、調整維特的想法和行為。但這位科學家不希望自己疲於操縱,他只有在維特將要做出與自已預期不合的行為時,才會動手阻止、改變維持接下來要做的事。這次,維特正在考慮要否殺害瑪麗婆婆。維特所不知道的是,科學家一直在背後監視著,一旦維特決定放過瑪麗婆婆,科學家就會操縱維特使他下手殺害瑪麗。結果,科學家甚麼事都沒有做,因為維特自已決定並殺害了瑪麗婆婆。

維特可以選擇不殺害瑪麗嗎?不可以。因為,一旦他要決定放過瑪麗,科學家就會動手使他成為殺人凶手。所以,無論維特的決定如何,他都無可選擇地會殺害瑪麗。也就是説,維特不可以選擇不殺害瑪麗。可是,維特要為自已的行為負責嗎?似乎要。因為,由始至終,科學家沒有做任何一件會影響他思想和行為的事。如此一來, PAP 便出現反例:即使維特不可以選擇不殺瑪麗,但他仍要為自已的殺人行為負責。

這種 Frankfurt Example 可以更進一步強化。假設在日常生活背後,一群科學家正無時無刻地監控我們的言行。那群科學家知道我們接下來會想、會做的事,假使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不合他們意願,我們思想和行為便會被修正。換言之,我們一輩子的所作所為其實都是別無他選的、都只有一個可能,因為其他可能性都被科學家封鎖了。結果是:終我們一生,科學家完全沒有動手操縱改變我們的任何想法和行為,因為我們一生所下的判斷、所做的事情全都恰好符合科學家的願景。但有人會説「因為有這群甚麼事情都沒有做過的科學家存在,所以我們一生都不用負任何責任」嗎?似乎不會。若果這個講法成立,即使行為別無他選,也不代表行為者因而不需為之負上責任。



參考文獻
Kane, Robert (2005).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to Free Wi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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