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粹分析語言的哲學

7/21/2020 11:03:00 上午
在分析哲學頗負盛名的 David Chalmers ,早幾年接受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philosopher 訪問,提到不少有趣事蹟,例如
  • Chalmers 在牛津大學讀了一年數學碩士,想轉讀哲學學士,於是找當時的院長 Robin Fletcher 討論,結果對方建議他直接讀碩士級別的 Bphil ,令他不禁心想「perhaps philosophy was a subject without serious standards」。
  • Chalmers 覺得牛津哲學和他想讀的哲學有出入,於是寫了一封信,連同兩篇自己寫的文章寄給 Gödel, Escher, Bach 的作者 Doug Hofstadter ,結果「He told me that he’d seen many promising minds go “down the drain” into philosophy and he hoped that I wouldn’t be one of them」。話雖如此, Chalmers 會讀 Reasons and Persons ,其實也是 Hofstadter 建議的。後來 Chalmers 去了印第安納大學的布盧明頓校區攻讀博士,他的老師就是 Hofstadter 。
訪問提到的趣事之中,有一宗比較特別。
  • Chalmers 察覺到牛津哲學不是他想讀的哲學,端倪之一是他和當時的哲學系研究生說他的研究興趣是意識(consciousness),結果有一個人跟他說,他應該研究「意識」這個字在我們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是怎樣用的。
那個研究生的意見反映分析哲學在上世紀初的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語言轉向是研究方法上的改變,泛指由研究原本的題目轉變成研究相關字眼的意思和用法,例如由研究武漢肺炎的成分、源頭、傳播力,轉而研究人們怎樣用「武漢肺炎」這個名字,就是語言轉向。武漢肺炎的例子是經驗研究,要病理學家轉而研究病名的意義和用法,明顯荒謬絕倫。然而,有許多(若非全部)哲學研究都不是經驗研究,語言轉向不見得有問題,例如研究數的本質和研究數字的意思和用法,分別就沒那麼明顯。

有時候語言轉向甚至是必要的。舉個例子,假設兩個人因克林頓和萊溫斯基的事件吵起來:
甲:克林頓和萊溫斯基有性關係,萊溫斯基都替他口交了!
乙:克林頓和萊溫斯基沒有性關係,萊溫斯基只有替他口交而已!
這兩個人吵一輩子也不會有共識,因為爭論並非源於他們對以前發生過甚麼事有分歧,而是源於他們採用的字眼意思不同──他們用的「性關係」意思不一樣,甲的用法包括口交,乙的用法不包括口交。要令問題真正消失,只能回歸語言,釐清雙方所用字眼的意思。

分析哲學的語言轉向,最初的核心計劃是消除形上學(metaphysics),因為當時不少哲學家認為傳統的形上學討論之所以沒完沒了,便是由於許多形上學的字眼根本沒有認知意義;一旦從語言層面著手,搞清楚那些字眼的意思,便可以消解(dissolve)問題

這個計劃在三十年代的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盛極一時,五十年代的日常語言學派將之推向第二個高峰,但去到七十年代已是另一番光景。介紹分析哲學發展史的書籍──例如 Stephen P. Schwartz 的 A Brief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通常會說形上學在七十年代重生,當中有部分是因為模態邏輯(modal logic)在此前十年有重大突破,亦有部分是由於七十人代出現一批極聰明的哲學家,包括 Saul Kripke 、 Alvin Planginga 、 David Lewis 、 Robert Stalnaker ,將「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帶到主流的哲學研究,重新開啟形上學討論。

今年五月 Brian Weatherson 公佈一項研究,內容是調查90個研究主題在分析哲學頂尖期刊受重視程度的演變,其中「模態」(modality)一項明顯在七十年代開始愈來愈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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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不代表七十年代以後的哲學家在研究形上學時完全不用語言分析,相反,語言分析仍然是當代分析哲學的重要技巧,只不過──我相信──當代哲學家已經不像以前那般側重在語言分析,有不少會認為我們可以研究實質的形上學議題,而不是一直在語言之中打滾。

時代會變,哲學的研究方法也會變。 Chalmers 的牛津同學建議他由研究「意識」改為研究「『意識』這個字眼的用法」,這在當時是個值得認真看待的建議,在今日是著名哲學家訪問裡面其中一個頗好笑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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