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車難題之始源

某架失控的電車前方只有兩條路,駛向一邊會輾過五個人,駛向另一邊會輾過一個人,只有你可以決定電車駛向哪一邊,你會怎樣選?

這個著名的電車難題(the trolley problem)有許多版本。有可能電車本來駛向五人,由你決定要不要偏離原本的道路,駛向一個人;有可能一邊駛向五人,另一邊要輾過一個人後再駛向那五個人,但會讓那五人多點時間逃生;有可能從來只有一條駛向五人的路,但你可以將一個胖子推到路上,以胖子的生命值硬接電車,令它在撞到五人之前停下。電車難題衍生出的哲學討論哲學實驗多不勝數,但這個難題除了令人覺得心很累,究竟有甚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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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哲學家 Philippa Foot 在 1967 年發表短文 “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 ,其中一個例子要選擇讓失控的電車撞死一個人還是撞死五個人,那個例子就是電車難題的源頭。 Foot 當時用的字是 “tram” ,中文是「有軌電車」。後來美國哲學家 Judith Jarvis Thomson 在 1976 年發表另一篇文章,標題是 “Killing, letting die, and the trolley problem” ,學界開始將同類情況稱為 “the trolley problem” ,完整的中文翻譯是「有軌電車難題」,一般棄「有軌」二字。所以,我們的問題是:當初 Foot 用電車難題想表達甚麼?

Foot 那篇短文的討論重點是墮胎和雙效說(the 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

子宮切除術和穿顱術都是當時已有的墮胎技術,兩者同樣會令胎兒死亡,但以前卻有不少人容許子宮切除術而反對穿顱術,為甚麼?因為子宮切除術是要救孕母,胎兒死亡屬於可預見的後果,不是手術目的;相反,穿顱術要直接鑿穿胎兒的頭骨,可見手術的目的就是要令胎兒死亡。那些人反對以殺胎為目的的手術,容許不為殺胎而為救人的手術──儘管胎兒的死亡是救人手術的明顯後果。

這種想法背後的理據便是雙效說。「雙效」譯 “double effect” ,意指「兩個效果(後果)」。假設轟炸城市有兩個後果,一個是結束即將延綿百年的戰爭(及極其大量的人命傷亡),另一個是殺死無辜的城市居民。如果轟炸城市的目的是要殺死無辜市民,轟炸城市是錯的;然而,如果轟炸城市的目的是要結束百年戰爭,殺死無辜市民僅僅是可預見的後果,轟炸城市便可能不是錯的。「雙效說」指的是,即使有可預見的壞後果,如果行為以好後果為目的,有時那個行為仍是道德上許可的(morally permissible)。

雙效說的吸引之處在於它的解釋力(explanatory power)。我們可以想像兩類近似的情境,一類在道德上是錯的,另一類在道德上不是錯的。要解釋兩類情境的差異,雙效說是唯一的選擇。因此,人們接受雙效說,再將它應用到墮胎的情況。那兩類情境是甚麼?我從 Foot 所列的情境抽兩組,稍改表達方法,令對比更鮮明。

第一組
  • 情境一
    某個城市發生凶殺案,人們鼓譟,要求法官將兇手處死,否則便殺死五個人質。法官找不到真兇,但如果他冤枉一個無辜的人是兇手,將他殺死,便能使五個人質免於被殺。
  • 情境二(實際上有兩個情況)
    • 飛機故障,即將撞落地面。機師要決定令飛機撞去少人居住的地區,還是撞去多人居住的地區。
    • 電車失控,前方有兩條路軌,一邊有一個人在上面工作,另一邊有五個人在上面工作。司機要決定令電車撞向一個人那邊,還是撞向五個人那邊。
第二組
  • 情境一
    六個人患重病,醫生束手無策,但如果他殺死其中一個病人,便可從屍體抽取血清,醫治餘下五個病人。
  • 情境二
    六個人患重病,醫生手頭上有醫治的藥,但份量不足以救活六人。其中一個病人需要的份量剛好等於另外五個病人需要的總和。如果將藥給那一個病人,另外五個病人會死;相反,如果將藥給五個病人,那一個需要大劑量的病人會死。
直覺上,法官不應冤枉一個無辜的人來救五個人質,醫生也不應殺一個病人來救五個病人。在情境一棄一取五是錯的。相反,讓電車撞上一個人而不是五個人,似乎沒有錯;將藥物給五個病人而不是一個病人,似乎也無問題。在情境二棄一取五,不是錯的。第一組的情境二便是電車難題。 Foot 提出電車難題時,認為我們很明顯應該選擇讓電車撞向一人,而不是撞向五人,情況好比飛機師應該選擇讓飛機撞去較少人的地區,而不是讓它撞去多人的範圍。

雙效說怎解釋兩類情境的道德差異?在第一組情境,讓電車撞向一人,司機只是預見那一個人會死,而不是以他的死亡為目的──司機的目的是避開五人死亡的情況。相反,如果法官妥協,他的目的無可避免會包括殺死無辜的人,因為法官知道那個人不死,人們不會滿意。試想像那人在刑台上活下來的情況,法官會怎樣做?用其他方法殺死他,務求平息人們的怒意。在第二組情境,要取得血清無可避免要想殺人,但將藥物分配給五個病人,不需要醫生在心裡想令那個需要大劑量的病人死。簡言之,情境一有壞意圖,情境二只是預見壞後果,沒有以壞後果為意圖(intention)。

曾幾何時 Foot 也認為這類情境證明雙效說是對的,但她在 1967 年的文章改變立場,指出有更好的解釋方法,那個方法便是透過積極義務(positive duty)和消極義務(negative duty)來解釋兩類情境的道德差異。

「積極義務」是指做某些事的義務,例如父母有照顧子女的義務。「消極義務」是指不做某些事的義務,例如我們有義務不偷竊、不搶劫、不殺人、不縱火。這兩類義務本身的意思仍有待釐清,但 Foot 認為已經足夠取代雙效說,解釋情境一和情境二的差異。

根據 Foot ,關鍵在於我們一般認為消極義務比積極義務強。法官有積極義務救五個人質,但同時有消極義務不殺害無辜,由於消極義務較強,所以他不該為救五人而害一人。電車的情境沒有這兩類義務的衝突,唯一的分別只是死亡人數。既然無論哪個選擇都會有人死,司機應該選擇傷害最小的──撞一個人,而不是撞五個人。同樣地,醫生有積極義務救人,但也有更強的消極義務不殺人,因此他不該為救五人而殺一人。分配藥劑的情況沒有這兩類義務的衝突,只有死亡人數不同。無論怎樣分都會有人死,醫生應該選擇傷害最小的──分給五個人,而不是分給一個人。

Foot 的理論固然可議,但回到最初的問題:電車難題究竟有甚麼作用?

根據 Foot 的說法,以前的人透過思考電車難題和其他情境的差異來證明雙效說,而 Foot 則是藉由區分積極義務和消極義務來解釋兩類情境的差異,進而反對雙效說。無論是支持方還是反對方,在 Foot 的描述下,他們都將「電車撞一人,不撞五人」視為當然。也就是,至少對於描述整個爭論的 Foot 而言,「電車難題」根本不是一個「難題」,而是一個有明顯答案的情境:我們在電車情境應該捨一取五,不該捨五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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